杨桂兰高举着“银发力量，点亮城市”的横幅，步伐坚定，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
　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黄浩带着十几名警员，在队伍前方站成一排，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在路灯下闪烁。他举起喇叭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“杨阿姨，这里是机动车道，你们不能在这里行走，这太危险了！”

　　杨桂兰停下脚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，在黄浩面前用力挥了挥：“我们有市政府的批准文件！还有媒体全程报道，你敢阻挠我们的合法健身活动吗？”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柴油发动机轰鸣声由远及近。45岁的货车司机常海涛驾驶着满载钢材的重型货车，缓缓驶进了这混乱的场景。看到眼前的情景，他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方向盘，手背上的青筋清晰可见。车厢里，传来妻子微弱的咳嗽声，那是糖尿病并发症加重的信号。

　　时间回溯到2021年9月，杨桂兰刚从市重点中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。坐在空荡荡的家里，她第一次感受到了“无人问津”的滋味。昨天还有几百名学生围着她喊“杨校长”，今天就只剩下老伴偶尔的几句问候。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头发已经花白，眼角布满了皱纹，内心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慌：“难道我就这样被社会遗忘了吗？难道我后面的日子都要这样过吗？”

　　那个秋日的清晨，杨桂兰来到小区附近的滨江公园散步。她看到几个退休的老邻居正在慢悠悠地走着，动作散漫，毫无章法。杨桂兰走上前去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大家好，我是杨桂兰，刚从三中退休。”

　　“你们这样走路一点效果都没有，要有组织、有纪律才行。”67岁的王教授抬起头，透过厚厚的眼镜片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：“哎呀，杨校长！久仰久仰，听说您把三中管理得井井有条。”

　　杨桂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她挺直腰板：“既然大家信任我，那我就来组织一下。健身也要有标准，不能随便走走就算了。”

　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杨桂兰充分发挥了她30年教育工作者的组织能力。她让20个老人排成整齐的四列纵队，统一步伐，统一口号：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健康生活靠自己！”那一刻，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指挥若定的讲台。

　　杨桂兰看着整齐的队伍，内心的空虚感瞬间被填满。退休国企职工刘大姐走在队伍中，小声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杨校长就是有文化，你看这组织得多好。”

　　一个月后，队伍从20人发展到了50人。杨桂兰在自己家里召开了第一次“银发健身团”成立大会。她站在客厅中央，慷慨激昂地讲着：“我们不是普通的老头老太太，我们是有知识、有经验、有文化的银发族！”

　　“我们为这个城市奋斗了一辈子，现在退休了，不能就这样被边缘化！”王教授举手发言：“杨团长说得对。我们这些人，最少都有大专学历，退休金也都在三千以上，凭什么要躲在角落里？”

　　杨桂兰点点头：“所以我提议，我们要建立入团门槛。第一，身体健康；第二，退休金三千元以上；第三，要有团队精神，服从组织安排。”

　　刘大姐有些犹豫：“杨姐，这样会不会把一些条件差的老人排斥在外？”杨桂兰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：“大姐，我们要的是质量，不是数量。只有高素质的团员，我们才能在社会上有影响力，才能让年轻人刮目相看。”

　　2022年春天，“银发力量健身团”已经发展到120人。杨桂兰要求每个团员每月交200元团费，用于购买统一的专业运动装备。那套荧光绿的运动服价值800元，是某知名品牌的最新款。当120个人穿着统一服装在公园里暴走时，路人纷纷侧目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。

　　杨桂兰走在队伍最前方，享受着这种被关注的感觉。她对身边的王教授说：“老王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些年轻人都在看我们，他们眼中有羡慕，有尊敬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。”王教授深有同感：“是啊，杨团长，跟着您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又重新找到了价值。”

　　然而，杨桂兰的野心并不止于此。2022年夏天的一次团员大会上，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“公园太小了，限制了我们的发展。我们要走出去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”

　　“您的意思是？”刘大姐问道。杨桂兰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指着远处的城市主干道：“那里，那些宽阔的马路，才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。城市是我们纳税人建设的，我们有权使用每一条道路。”

　　团员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小声嘀咕：“那不是机动车道吗？”杨桂兰转过身，声音提高了八度：“机动车道怎么了？法律规定老年人不能在马路上健身吗？我们又不是乱跑，我们有组织、有纪律，比那些胡乱开车的司机安全多了！”

　　王教授点头赞同：“杨团长说得对，我们这些人，哪个不是老老实实工作了一辈子？现在退休了，要个健身的地方都不行吗？”

　　从那天起，杨桂兰开始策划将暴走路线扩展到城市主干道。她心中有一个更大的野心：要让整个城市都看到“银发力量”的存在，要让那些年轻人知道，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，而是有影响力的群体。

　　2023年初，“银发力量健身团”的队伍扩展到200人，杨桂兰觉得她的“银发王国”已经初具规模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2021年的另一端，45岁的常海涛正在为生存而拼命。凌晨3点，手机闹钟准时响起。他轻手轻脚地起床，生怕吵醒身边咳嗽了一夜的妻子。妻子患糖尿病已经五年了，病情越来越重，每月的胰岛素和各种药物费用高达3000元。

　　常海涛走到卫生间，看着镜子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，眼中布满血丝。三天前刚跑完一趟上海到广州的长途，睡了不到10个小时，今天又要出发去山东。他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拍了拍脸，低声自语：“坚持住，孩子们还等着学费呢。”

　　大儿子常磊今年高三，成绩不错，有希望考上好大学，但是一年的补习费就要两万元。小儿子常亮上初二，正是花钱的时候，学校的各种费用让常海涛喘不过气来。

　　“老常，要不我去找个工作吧。”妻子姜静在床上轻声说道，她其实一直没睡着。常海涛转过身，心疼地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：“别说傻话，你的身体哪里能工作？好好养病要紧。”

　　姜静眼中含着泪水：“可是这样下去，你的身体也会垮掉的。昨天小亮问我，为什么爸爸总是不在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

　　常海涛走到床边，轻抚着妻子的头发：“再坚持几年，等小亮高中毕业，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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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午5点，常海涛开着那辆已经跑了80万公里的解放重卡，驶入了环城国道。这条路他太熟悉了，每一个弯道、每一个红绿灯的位置他都烂熟于心。国道上，其他货车司机也开始了一天的奔波。常海涛通过对讲机和老伙计们打招呼。

　　“海哥，又出车了？”26岁的小马是常海涛带出来的徒弟，声音里透着疲惫。常海涛按下对讲机键：“是啊，昨天刚到家，老婆又得买药了。你小子怎么样？”

　　小马的声音里带着抱怨：“别提了，前天在高速上被罚了500块，说我超重了。这年头，货少价低，还被各种政策卡着脖子，真是越来越难干了。”

　　常海涛叹了口气，他理解小马的苦恼。这几年，环保政策越来越严，老车要强制报废，换新车又要贷款。油价涨了，高速费涨了，但是运费却在降低。

　　“海哥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回老家了。”小马突然说道。常海涛心头一紧：“怎么了？”

　　“我女朋友的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说我开货车没前途，在城市里也买不起房。”小马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她爸说，要是我不换工作，就不让女儿跟我。”

　　常海涛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“小子，我理解你的难处。但是你想想，除了开车，我们还会什么？”

　　“可是海哥，我们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城市淘汰的。你看，白天不让进城，晚上不让停车，到处都是限制。那些坐办公室的人，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辛苦。”

　　常海涛想起前两天看到的一条新闻，某个小区的业主投诉货车噪音，结果整条街都禁止货车通行了。他们这些人，在城市里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。

　　“海哥，你说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，一个月拿着七八千块钱的退休金！”小马继续说道，“这些人有钱就算了，还有空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锻炼身体。我们拼死拼活一个月才赚个万把块钱，还要养家糊口，这世道公平吗？”

　　小马的话说到了常海涛的心坎上，他紧握方向盘，手背上的青筋暴起：“公平？什么叫公平？他们年轻的时候赶上了好时代，工作稳定，福利待遇好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从小就要自己闯，什么都要靠自己。现在他们退休了，还要来占我们的道路？”

　　通过对讲机，常海涛听到了其他司机的议论声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有个什么暴走团，专门在马路上走路锻炼，搞得交通一团糟。”

　　“我遇到过，两百多号人，穿着统一的运动服，占着慢车道大摇大摆地走。我按了喇叭，他们还瞪我，说我噪音污染。”

　　“草，我们起早贪黑地跑车，他们退休了还要出来添乱。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回家带孙子去。”

　　常海涛听着这些话，心中的愤怒越积越深。他想起每次路过那个小区门口的公园，总是看到一群穿着昂贵运动装的老人在那里“暴走”。他们队伍整齐，口号响亮，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。那些人的一身装备，抵得上他半个月的收入。他们有时间、有金钱、有精力去“健身”，而自己却要为妻子的药费、孩子的学费拼命。

　　时间来到2023年夏天，常海涛在一次装货时扭伤了腰，疼得连弯腰都困难。工友劝他去医院看看，但他一想到医药费就摇头：“小毛病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　　那天晚上，常海涛疼得睡不着觉，妻子心疼地给他按摩：“老常，要不我们借点钱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　　常海涛握住妻子的手：“别说傻话，夫妻一体，你的病就是我的病，我们一起扛过去。”

　　但是内心深处，常海涛对这个社会的不满越来越强烈。他看着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在马路上“锻炼身体”，而自己却要为了生存在同一条路上拼命。这种对比让他感到深深的愤怒和无奈。

　　2024年春天，小马终究还是离开了，他收拾行李回了老家。最终，他留下一句话：“海哥，这个城市不属于我们这种人。”

　　常海涛看着小马远去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病，因为孩子的学费，他或许也会选择离开。但是他没有退路，只能在这钢铁洪流中继续挣扎。

　　时间再次回到2023年10月，杨桂兰的“银发力量健身团”迎来了第一次“突破”。那个周三的傍晚，杨桂兰在团员大会上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在公园里锻炼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了。”

　　200名团员坐在社区活动中心里，每个人都穿着统一的荧光绿运动服，看起来精神抖擞。王教授举手问道：“杨团长，您的意思是？”

　　杨桂兰走到黑板前，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：“我们要从公园出发，沿着滨江大道走到市中心。然后沿着环城国道走一圈，最后回到公园。这样一趟下来，正好10公里。”

　　台下议论纷纷，有人担心地说：“杨姐，那些路都是机动车道，我们在那里走路，合适吗？”

　　杨桂兰拍了拍桌子：“什么叫不合适？那些路是谁修的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修的！我们有权使用城市的每一条道路。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乱跑，我们有组织、有纪律，比那些胡乱开车的司机安全多了。”

　　刘大姐点点头：“杨姐说得对。我们这些人，都是老老实实工作了一辈子的好公民，要个锻炼的地方都不行吗？”

　　杨桂兰继续煽动：“而且，我们这样做，也是在为所有的老年人争取权益。让那些年轻人知道，我们银发族不是社会的负担，我们是有影响力的群体！”

　　68岁的退休医生王大爷站起来：“我支持杨团长的决定。我们这些人，有知识、有经验、有文化，我们要让社会看到我们的价值！”

　　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被杨桂兰的话激发了情绪。第二天晚上7点，200名“银发力量健身团”成员在滨江公园集合。他们穿着统一的运动装备，举着“健康中国，银发先行”的横幅，浩浩荡荡地走出了公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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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队伍进入滨江大道的机动车道时，过往的司机纷纷按喇叭示警。杨桂兰走在队伍最前方，对身边的王教授说：“看到了吗？他们在向我们致敬。”

　　但是，司机们的想法显然不是这样。正在开夜班出租车的刘师傅看到前方的队伍，气得直骂：“这帮老头老太太疯了吗？大晚上的在马路上瞎溜达，不要命了？”

　　他不断地按着喇叭，想提醒前面的队伍让路。但是暴走团的成员们不但没有让开，反而集体停下来，转身瞪着他。杨桂兰走到出租车旁边，敲了敲车窗：“师傅，您这样按喇叭是噪音污染，影响我们锻炼身体。”

　　刘师傅气得脸红脖子粗：“大姐，这是机动车道，不是你们散步的地方！”杨桂兰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谁说机动车道不能走人？法律条文您背得出来吗？我们是合法的健身活动，有组织、有纪律，比你们这些司机文明多了。”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辆重型货车缓缓驶来。驾驶室里，常海涛看到前方的情况，心中涌起一阵愤怒。他今天刚从医院回来，医生说妻子的病情又加重了，需要增加药物剂量。现在每月的医药费要涨到4000元，而这一趟货只能赚800块钱。

　　常海涛看着那些穿着昂贵运动装的老人们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他算了一下，那些人身上的装备，一套就要1000多块钱，相当于他一趟多货的收入。“这些人真是饱了撑的。”常海涛咬牙切齿地说道。

　　排在他后面的几辆货车开始按喇叭，催促前面的队伍让路。但是暴走团的成员们不但不让，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地占据着车道，仿佛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。

　　一个团员扯着嗓子朝货车司机们嚷道：“我们这是健康锻炼呢，你们这些人懂不懂啥叫健康生活啊？”常海涛在驾驶室里听到这话，气得差点直接冲出去理论。他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妻子躺在病床上，痛苦地皱着眉头的样子；又想到大儿子为了给家里省钱，连补习班都不敢跟家里提的乖巧模样；还有小儿子眨着渴望的眼睛，问他为什么总是不在家时的神情。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其他司机满是抱怨的声音：“这帮老头老太太真是闲得没事干了，占着马路不让车走，太过分了！”“就是，拿着高退休金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出来霸占道路，我们这些人累死累活地工作，还得看他们脸色。”“这世道真是乱套了，干活的人没地位，享福的人反倒耀武扬威的。”常海涛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，内心的愤怒已经快到顶点。他看着那些走路都带着股傲气的暴走团成员，心里特别憋屈。想到自己每天凌晨3点就得起床，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，这种辛苦的日子，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直往心头涌。终于，等了半个小时后，暴走团的队伍才慢悠悠地让开一条小道。常海涛开着货车经过时，听到有团员在小声议论：“这些货车司机真没素质，动不动就按喇叭，烦死了。”“就是，我们好好锻炼身体，又没妨碍他们什么，真是没公德心。”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点都不懂得尊重老人。”常海涛的手因为用力握着方向盘，青筋都暴起来了。他第一次对这个社会产生了这么强烈的怨恨情绪。从那天起，“银发力量健身团”的马路暴走活动就成了常态。每周三和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，他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各条主干道上。常海涛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起这个暴走团。他发现，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退休老人。他们住的都是高档小区，开的车都是进口的，身上穿的、用的都是名牌。常海涛跟同行的司机们说：“这些人一个月的退休金都顶得上我们好几个月的收入了，还有时间出来瞎折腾。”渐渐地，货车司机群体和暴走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每次碰到，双方都会吵得不可开交。暴走团觉得自己是在争取老年人的权益，是正常的健身活动；货车司机们则认为这些人是在无理取闹，严重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。矛盾在暗地里不断发酵，就等着一个爆发的机会。

　　2024年3月，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黄浩接到了一连串的投诉电话：“黄队长，那个暴走团又在滨江大道上走路，把半条街的车都堵住了，您管不管啊？”黄浩刚放下电话，还没来得及喝口水，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“黄队长吗？我是银发力量健身团的杨桂兰。”“有货车司机对我们恶意鸣笛，影响我们正常锻炼，这事您得给我们做主啊。”杨桂兰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黄浩头疼地揉着太阳穴。自从暴走团开始在主干道上活动以来，他每天都要接到十几个投诉电话。有支持暴走团的，也有反对的，这让他左右为难。更要命的是，上级领导对这件事的态度模棱两可。前天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在电话里说：“黄队长，老年人健身是好事，体现了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。”“但是交通安全也很重要，你们要妥善处理，既不能简单粗暴地执法，也不能放任不管。”这话说了等于没说，黄浩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昨天，分管交通的副市长又打来电话：“建军啊，那个暴走团的事情要慎重处理。”“杨桂兰是市里的知名退休干部，她组织的健身团影响力很大，处理不好容易引起舆论风波。”黄浩明白了，杨桂兰不是普通的退休老人，她有背景、有关系、有影响力。动她，风险很大，但是货车司机们的投诉也不能不管。这些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，但他们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。真把他们惹急了，也会出大事。黄浩决定亲自去现场看看情况。

　　那个周五的晚上，黄浩带着几名警员来到滨江大道。远远地，他就看到200名身穿荧光绿运动服的老人正在机动车道上整齐地行进。队伍最前方，杨桂兰高举着横幅，步伐坚定，神情高傲。她旁边跟着几个记者，正在拍摄录像。黄浩心里一沉，有媒体在场，事情就更复杂了。他走上前去，礼貌地说：“杨阿姨，您好，我是交警大队的黄浩。”“这里是机动车道，您们在这里行走存在安全隐患，能不能移到人行道上？”杨桂兰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了黄浩一番：“你就是黄浩？我听说过你，年纪不大，挺有能力的。”“但是小黄啊，你要搞清楚状况，我们不是在乱跑，我们是有组织的健身活动。”她掏出一份文件：“这是市体育局批准的全民健身活动许可证，还有这个！”她又掏出另一份文件，“市政府关于支持老年人健身活动的红头文件，我们是合法的！”黄浩接过文件看了看，发现这些文件确实是真的。但都是笼统的支持性文件，并没有明确允许在机动车道上活动。“杨阿姨，这些文件我看了，但是并没有说可以在机动车道上……”“小黄！”杨桂兰打断了他的话，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你不要钻牛角尖。”“文件上写得很清楚，支持老年人开展健身活动。”“我们现在就是在健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旁边的记者立即围了过来，把摄像机对准了黄浩。一个年轻的女记者问道：“警官，您认为老年人的健身权应该受到保护吗？”黄浩感到压力巨大，他知道无论怎么回答，都可能被断章取义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，几辆货车被堵在队伍后面，无法前行。黄浩走向货车，想协调一下。驾驶第一辆货车的是常海涛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常海涛激动地说：“黄队长，您总算来了！”“我们被这帮人堵了快一个小时了，我老婆在医院等着我送药钱呢！”黄浩看着常海涛焦急的神情，心里也很同情，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这时，杨桂兰也走了过来，她看着常海涛，不屑地说：“这位师傅，我们是在进行合法的健身活动，您急什么急？”“再说了，您这么大声嚷嚷，影响我们锻炼身体。”常海涛气得浑身发抖：“大姐，这是机动车道，不是你们散步的地方！”“我们要工作，要养家糊口，您老能理解吗？”“理解？”杨桂兰冷笑一声，“我们为这个城市奋斗了一辈子。”“现在退休了，锻炼个身体都不行？你们这些司机，懂什么叫奉献精神吗？”常海涛被彻底激怒了：“奉献精神？”“我每天起早贪黑地跑车，运送城市需要的物资，这不叫奉献？”“我老婆生病，孩子上学，我拼死拼活地工作，这不叫奉献？”杨桂兰不以为然：“那是你的工作，你拿了工资的。”“我们当年建设城市，可没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待遇。”两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，周围的团员和司机们也开始互相指责。黄浩夹在中间，进退两难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分管领导打来的。“建军，听说你在现场处理暴走团的事？记住，不能出事，更不能上新闻。”领导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黄浩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场面，内心充满了无奈。他知道，这件事的根本矛盾不是交通问题，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。暴走团代表的是有经济基础、有社会影响力的中产退休群体，他们要的是尊重和社会地位的确认。货车司机代表的是底层劳动者，他们要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。而他，一个基层执法者，却要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寻找平衡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最后，黄浩只能采取和稀泥的办法：建议暴走团缩短活动时间，建议货车司机耐心等待。但是，他知道这样的解决方案只是暂时的，真正的冲突还在后面。

　　2024年7月，一个消息让杨桂兰兴奋不已。市政府要举办“全国文明城市”复查迎检活动，需要展示市民的精神风貌。体育局找到杨桂兰，邀请“银发力量健身团”作为“老年人健身”的典型进行展示。体育局的张科长专程来到杨桂兰家中，笑着说：“杨团长，市领导对你们的健身团非常重视，希望能够在迎检期间组织一次展示活动。”杨桂兰激动得手都在发抖：“张科长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让领导失望的。”“我想组织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型暴走活动，让全国的检察团都看到我们的精神风貌。”张科长点点头：“具体怎么安排，你们看着办，市里会全力配合的。”杨桂兰立即召开了紧急团员大会，宣布了这个重大消息。“同志们，机会来了！市里要我们做展示，这是对我们‘银发力量’的官方认可！”杨桂兰站在台上，慷慨激昂地说着。台下200名团员掌声雷动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光芒。王教授站起来：“杨团长，您说怎么办，我们都听您的。”杨桂兰走到黑板前，画了一张路线图：“我要组织一次超大规模的夜行军活动。”“从滨江公园出发，沿着环城国道暴走一圈，全程20公里。”“时间定在周五晚上8点，正好是交通的高峰期，影响力最大。”有团员担心地问：“杨姐，这样会不会影响交通？”杨桂兰不屑地挥挥手：“影响什么交通？”“这是市里安排的正面宣传活动，交警会全程护送的。”“而且我已经联系了三家媒体，要全程跟踪报道。”刘大姐兴奋地说：“这下好了，全市的人都会看到我们银发族的风采。”杨桂兰继续鼓励：“这次活动的意义非常重大。”“我们要让全社会都知道，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，我们是有价值、有影响力的群体。”“我们要走出属于我们的道路！要走出属于老年人的风采！”掌声再次响起，所有人都被杨桂兰的话激发了情绪。但杨桂兰没有告诉团员们的是，她选择的时间和路线，正好是货车司机们最繁忙的时候。周五晚上8 - 10点，是货车司机们的“黄金时间”。白天限行，他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运货。环城国道是货车进出城的主要通道，这个时间段车流量极大。杨桂兰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但她认为这样做更有震撼效果：“要让那些司机们知道，这条路不是他们专用的，我们银发族也有使用权。”消息很快传到了货车司机群体中，老司机刘大爷在对讲机里愤怒地说：“听说了吗？那个暴走团要在周五晚上占用环城国道搞什么展示活动。”常海涛正在装货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手中的钢管差点掉到地上：“什么？周五晚上？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！”另一个司机愤怒地说：“这帮老头老太太真是欺人太甚，偏偏挑我们最忙的时候搞事。”常海涛想起妻子最近病情加重，医生说需要做一个手术，费用要8万块钱。他正愁着这笔钱从哪里来，现在暴走团又要来添乱。常海涛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，拿着退休金不够，还要来抢我们的生路。”小马早就回老家了，现在跟常海涛一起跑车的是老刘，一个50多岁的老司机。“海哥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。”老刘说，“这样下去，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被挤出城市。”常海涛沉思了很久，心中的愤怒越积越深。他想起自己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深夜才回家的辛苦；想起妻子躺在病床上痛苦的样子；想起两个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的模样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可以理所当然地占用他们的生存空间？周五下午，常海涛接了一趟急货，要在晚上8点前送到开发区。这一趟货能赚1200块钱，相当于妻子三天的医药费。但是如果路上被暴走团堵住，就可能晚点，客户可能会拒收。到时候不但赚不到钱，还要赔偿违约金。常海涛开着货车向环城国道驶去，心中充满了忐忑和愤怒。晚上7点50分，常海涛的货车驶近环城国道起点，远远地就看到了聚集的人群。200名身穿荧光绿运动服的暴走团成员，正在做最后的准备。他们举着“银发力量，点亮城市”的横幅，队形整齐，精神抖擞。杨桂兰站在队伍最前方，面对着三家媒体的摄像机，正在接受采访。杨桂兰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银发族不是社会的负担，我们是有价值、有影响力的群体。”“今天的活动，就是要展示我们的精神风貌，让全社会都看到我们的力量。”记者问道：“有人担心你们的活动会影响交通，您怎么看？”杨桂兰不屑地笑了笑：“这是市里安排的正面宣传活动，有什么影响交通的？”“再说了，我们是有组织、有纪律的，比那些胡乱开车的司机安全多了。”

　　就在这时，黄浩带着十几名警员赶到了现场。他看到这个阵仗，心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“杨阿姨，您这次的活动规模有点大，而且选择的时间段车流量很大，为了安全起见……”杨桂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黄队长，这是市里安排的正面宣传活动。”“而且有三家媒体全程跟踪报道，您不会想上新闻吧？”黄浩被将了一军，进退两难，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汇报：“黄队长，已经有十几辆货车在起点附近等待，司机们情绪比较激动。”黄浩心里一沉，他知道冲突不可避免了。晚上8点整，杨桂兰高呼一声：“银发力量，出发！”2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环城国道，占据了整条慢车道。常海涛的货车就在队伍后面不远处。他看着前面那些穿着昂贵运动装的老人们，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车里，妻子姜静虚弱地咳嗽着：“老常，怎么不走了？”常海涛紧握方向盘，青筋暴起：“前面有暴走团，把路堵了。”姜静看着丈夫愤怒的表情，担心地说：“算了，咱们等等吧，别和他们起冲突。”但是常海涛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，他想起这些年来的所有委屈和愤怒：每天起早贪黑的劳累，妻子病重时的无助，孩子懂事时的辛酸，对货车司机的歧视和排斥。而眼前这些人拿着高退休金，理所当然地占用着他们的生存空间，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常海涛看着队伍最前方那个趾高气扬的杨桂兰。